安丘古代名人12明朝中期大臣安丘县志

在明朝万历年间,在当时的安丘大地上,传颂着一个颇令安丘人自豪的美谈,叫“一日放三西”。

啥意思呢?

就是说在万历一代不同年份的同一日,有三个安丘人马文炜、辛应乾、韩必显,分别被任命江西、山西、陕西三省巡抚,时称“一日放三西”。

巡抚是明清时地方军政大员之一,又称抚军、抚台,明清官制从二品,加兵部侍郎衔者为正二品,相当于现今的省长或省委书记。

明代巡抚拥有一省行政、军事、监察、司法等各项权力,与总督同为地方最高长官。清代巡抚掌本省军政、民政、吏治、刑狱、关税、漕政等。

巡抚任用多为大臣会推后,再由天子任命。

一个小县城,能有三个人在相差几年的同一天,被任命为三个带西字省份的省长,在安丘这个饱受“学好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浓厚孔儒思想浸染的小地方,也的确称得上是一桩美谈,成为各家各户教育训诫子孙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的活生生的榜样、例子。

韩必显,生卒不详,字用晦,号明宇,山东安丘韩家后村人,隆庆丁卯举人戊辰科第三甲第二四一名进士,授洛川知县,行取御史,移庐州府(旧址在今安徽合肥)司理(推官),历太仆寺丞、南京户部郎中,晋尚宝司丞,升少卿,调顺天府丞,升府尹,迁通政司左通政使,拜右金都御史,巡抚陕西。

辛应乾(-)原名子厚,字伯符,号顺庵,牛沐里楼子村人(后为牛沐公社,后并为安丘市大盛镇),明中期大臣。明嘉靖41年壬戊()以第三甲41名中进士,授长治县令,后升郎中,都御使,山西巡抚,兵部侍郎。年老辞职时皇上特赠为兵部尚书。著有三命全书,劝善录,官迹图等书。明万历21年病故,葬在安丘西近戈庄。

今天着重介绍的就是马文炜。

三人中,之所以着重介绍马文炜,是因为他不仅是位及二品的大臣,他还开创了安丘的一个先河——他是安丘第一部县志《安丘县志》的纂写者,让安丘历史文化得以一脉相承,为后人研究安丘历史留下了丰富详实的历史资料。

仕途生涯 

马文炜(---),字仲韬,号定宇,安丘县贾戈乡马家楼村人。

据家谱记载,虎林马氏出自陕西扶风,自李唐来即为安丘编户,明万历《安丘县志》有详细记载。

虎林马氏到五世时,也就是马文炜的祖父马骥时迁居至安丘东关一代居住,虎林马氏诗书之泽从五世马骥开始。

马骥字调良,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他写字,但是刚到学校学习以后就患了病足病,于是就退居五里河,乡里人称他为“五溪先生”。

马骥生了三个儿子,长子马恩,次子马惠,三子马懋。

马懋从小跟随二哥马惠读书学习。

马懋成人后,兄弟俩分成二支,各自创一堂。

其中马惠创“笔花斋”,起名原因是马惠梦见毛笔开花。

马懋创“杉树底”,得名源于居住在一棵高大杉树下。

某日术士游于东关,指此而言:观此树童童如车盖,根至南坛湾,日后必能创成大族。

马懋刚刚成年,二哥马惠儿子马文炜出生了。马文炜还未及周岁,父亲马惠英年早逝。

从此马懋将其儿子马文炜视同己出,怀抱马文炜教授五经四书,全力以赴培养侄子成才。

明嘉靖四十一年(),29岁的马文炜考中进士,初任河南确山县知县。

比马文炜大12岁、当时已经41岁的辛应乾也是在这一年中的进士。

猜测两个老乡是一同进京赶考,也同时中了进士。

马文炜任职河南确山县知县期间,断案如神,赏罚分明。县内稳定太平,百姓安居乐业。

明隆庆六年()任满,任职期满后,马文炜因政绩突出,升为御史。

当御史期间,因查办要案触动奸相严嵩及其爪牙,被贬出京城,任湖北德安知府。

严嵩失势后,由于马勤谨清廉,办事公正,不久便升任按察司副使、荆南兵备道。

在任上,他革除流弊,严肃军纪,训练兵勇,重修荆江江岸大堤,消除水患。荆南百姓感其大恩,为纪念他,荆江大堤称为“马公堤”。

湖北荆南,是明万历首辅张居正的故乡。

张居正作为古代十大名臣、六大政治家之一,既是当朝一位厉行改革的风云人物,也是当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能臣权贵。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句话几乎适用任何时候、任何人。

当地官吏自然对张家百般阿谀奉迎,助长了其家族权势歪风。

有一年,万历皇上派员到荆南,给位高权重的张居正修建宅院。

使者及张家人借机勾结官员巧取豪夺,肆意圈占宅基,以博取首辅之悦,致使百姓怨声载道。

此事传到时为按察司副使、兵备道员马文炜的耳中,他不畏张家权势,严令制止恶行,并将两名民愤极大的张家族人收监入狱,迫其认罪伏法。

在他的严肃执法不徇私情下,当地权贵们再也不敢为非作歹欺压百姓了。

明万历五年(),张居正父亲病故。第二年四月,皇帝恩准张回家为父亲治丧。

这一次张大人是奉旨还乡,体面无限。沿途官员跪迎跪送,张居正坦然接受。

回到家乡后,张施恩拉拢父母官马文炜,授意守门人在马文炜到访时,鸣锣击鼓相迎。对于这种虚伪做法,马文炜当即制止,让张居正没有面子。

张居正本想为其所用,马却从不买帐,这使张居正怀恨在心。

当朝宰辅都怀恨在心了,马文炜是不是仕途到头了呢?

没有!后来马文炜又晋升江西右布政使,紧接着升为江西左布政使,继而又升任都察院都御使兼江西巡抚,成为江西省最高级别的地方军政长官。

马文炜不给张居正面子,得罪了当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张居正,怎么还能一路飞速升迁?

难道张居正宰相肚里能撑船,是个胸怀宽广不计较的人?

从马文炜后面经历看,并非如此!

那马文炜为什么还能得到升迁呢?

除了颇有政绩外,还因为有一个人想要利用收买他。

谁呢?就是一人之下的那个“人”——当朝天子万历皇帝。

这就牵扯到因为万历皇帝选妃“吃醋”而引发的一大奇案。

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10岁登基,16岁结婚,王皇后却不幸终身没有生男孩。

但太后年高,望孙心切,便于万历19岁时专选淑女,以备侍御。

万历20岁时,这事终于办成,万历一下就册选了9个妙龄妃嫔。

其实,万历在百名候选人中一眼就看中了一个天姿国色的绝代佳人。但他母亲慈圣太后觉得该美女长得没有福相,因此落选了。

万历一向惧怕太后,所以当时表面上不敢提出异意,内心里却对那位意中人念念不忘,当时就指使太监记下了该美女的姓名、住址,打算留待不久的将来再次选定。

哪知道计划没有变化快,这位临时被淘汰的美女被当时经办选妃的一名叫钱若赓的礼部郎中截胡了。

钱若赓时年37岁,官职正五品,家中已经有妻、妾、儿女。他一时色迷心窍竟将万历看中的那位暂时落选的美女“纳之为妾”。

事后不久,万历帝派亲信太监打听到了那位美女竟然已是“名花有主”,顿时由失望懊丧嫉妒、醋性大发而转为对钱恨之入骨,甚至把钱若赓的名字贴在寝宫屏风上以示不忘。

钱是礼部官员,一时还找不到什么收拾他的借口,于是万历命令吏部把钱调往江西省临江府任知府(正四品),以便以后找机会将把他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不久,机会来了!

原来钱在临江府审问一些罪犯时,有些用刑过当,打死过人。

于是,万历抓到了这一把柄,便于“选妃”第二年(即万历十一年,),命心腹太监通过吏部将当时任江西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右布政使马文炜调来京城朝拜。

万历接见马文炜后,又让一个以前在湖北省因工作之便熟识马文炜的太监向马告知万历帝想要让马将钱若赓处死的隐情原委。

马文炜本是正直之人,虽然那钱若赓也有用刑过当之罪,但罪不至死,他不愿意顺从万历处死钱。

万历为了拉拢收买马,紧接着将马升官为左布政使。

没有多久,万历再把马升官为江西巡抚,成为江西省最高级别的地方军政长官。

马回到江西任上后,并没对一再加升的仕途高兴。他觉得自己一向勤谨清廉,办事公正,即使升迁自己能力品行也是对得起这个官职。

可如今皇帝恩威并使,逼自己处死钱,搞得自己左右为难,好似升职是不正当手段得来的一样。

开始他拖着此事一直没办,一直拖了一年多。

可是胳膊拗不过大腿,皇帝的话谁敢不听?

无奈之下,马只好遵照万历的旨意于万历十二年()12月19日将钱逮捕,关押于南昌狱中,并上报刑部钱用刑过当的事实。

随即万历下旨:“钱若赓用刑残酷,……着彼处决了”,要马于南昌刑场将钱立即砍头处死。

马文炜左思右想,想到了一个青州人朱鸿谟,也算半个老乡吧。

当时朱鸿谟任江西巡按、监察御史,为人清廉正直,虽是个七品芝麻官,品秩不高但权限广,而且言官职权所在就是监管百官、纠正刑狱,可以“大事裁奏,小事立断”。

于是,朱鸿谟上奏万历说:臣经过“审录罪囚,吊刷案卷”,得知钱若赓一案中的“监故犯人(仍在关押和已死亡的犯人当中)并无无罪平民”,不同意万历将钱处死。

按照当时明代法律,即使钱是犯了“酷吏罪”,也只能处以“免职为民”,最大的罪仅是“充军”,也没得死罪。

当时内阁首辅大学士申时行也心知钱是冤枉的,但又不能当面违抗万历圣旨,于是上了一本内容婉转含蓄、长达多字的奏疏,说万历杀钱“举朝之臣,皆谓不可”。

万历仍然坚持将钱立即斩首。

申时行只好退步说:“钱是犯了‘故禁平人法’(钱是无缘无故地关押了一些没有犯法的老百姓),应‘秋后处决’,非犯“决不待时之罪(没有犯“立即斩首的重罪”)’”。

古代规定:一般死刑犯要在秋天过完了才能问斩,如果没有犯立即斩首的重罪,就应该秋后问斩而不是立即问斩。

他想采取通过“缓刑”的办法来救钱的命。

22岁的万历在群臣的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在申的奏章中自圆其说地批示道:“前抚、按(事实上“巡按”并未参奏)参奏钱若赓因小事而动用了重刑,杖毙平民多命,所以一定要处以死刑,且要立即执行,即使杀了钱,还不能抵偿他的罪恶。看了卿等所奏,要狱卒牢牢地把他关押好,不要让他越狱逃跑了,待秋后处决。”

从这一点看,当了皇帝也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要是没有确切的理由和借口杀人也没那么容易。

这样一来,钱的性命总算是暂时保全下来了。

就在年钱入狱这一年,万历已爱上了倾国倾城、闭月羞花、才貌双全的郑贵妃,而他和这位少女的热恋竟终生不渝,两年前“选妃”时落选的那位美女不久就被万历忘得干干净净,所以万历也就不再关心钱的死活了。

于是,以后每年临到“秋决”前,申时行等便和三法司商议:连年缓刑。

于是,钱若赓就这样活了下来,在江西南昌狱中度过了长年累月、黑夜漫漫、度日如年、生不如死的38年的牢狱生活。

虽然万历已经于万历四十八年七月()死去,但当时竟没有一个大臣敢于违背万历生前下的对钱“秋后处决”的圣旨而释放钱。

钱入狱后,妻死,二妾改嫁。钱在入狱的前一年,妻妾接连所生的三子皆已先后逐渐地长大成人——长子益忠,次子靖忠,三子敬忠。

值得庆幸地是,长子次子长期地住在南昌,每天向狱中送饭、送药、送衣,照料钱若赓的生活。

三子敬忠刻苦攻读,于万历四十七年()考中了进士,于是钱家社会地位有了提高。

天启年间,他竟先后当上了刑部主事和宁国(今属安徽省)知府。

万历死后,他的儿子朱常洛继位,即泰昌帝,但只当了29天的皇帝就病死了。接着万历的孙子朱由校继位,是谓熹宗,年号天启。

于是,钱敬忠连上三次奏章救父。在疏中详述牢狱生活和家庭惨状,并愿代父伏法。其中内容很是凄惨、悲泣!他甚至穿着赭色囚衣,跪在北京皇宫前恳求天启帝开恩。

也有少数大臣在熹宗面前为他们父子说情。

刚登帝位的明熹宗因其子敬忠呼喊吁求,于天启元年()五月十一日下旨释放原任临江知府钱若赓,随即大赦天下。罪无大小,皆赦之。

于是,钱若赓终于出狱,出狱三年后病死,但他在出狱前的七、八年已患中风、瘫痪、痴呆了。

钱若赓一生坐牢长达38年,这的确算得上是明朝末年的一大奇案了!

为了一个一起生活了只有一年多的美女,坐了38年的牢,搭上了大半辈子的人生幸福,他冤不冤呢?

我觉得冤,又觉得不冤。

因为如果不是他贪图美色,半路截留临时落选的美女,也许就没有后来的郑贵妃入宫了,万历也不用因为郑贵妃的儿子当太子的事和群臣闹掰,导致20年不上朝,也许明朝亡的也没那么快了。

咱们再说回马文炜。

马文炜任江西巡抚时,亲自制定规章律约十条,违者严令查办。部分官吏阳奉阴违,尤以临江太守为最。他便查其罪恶,上报朝廷,将其依法惩办。

因马文炜为官执法,刚正不阿,嫉恶如仇,惩治不殆,张居正及临江太守等被查办者与其多有积怨,对马文炜耿耿于怀,诬陷其私藏春秋战国时的“仲山甫鼎”。

马文炜义正辞严地回击:“从前伊尹依这件宝物扶国君,难道我在荆南用它扶张相不成?此鼎在仓库中完好无损,这谣造得太荒唐可笑了!”诬告者被驳得理屈词穷,陷害也失败了。

经过皇帝威逼收买和张居正及临江太守等被查办者诬陷后,马文炜深知官场之复杂凶险、无可奈何、如履薄冰,遂厌恶官场,萌生退意。

明万历十五年()年,也就是将钱若赓逮捕入狱后的第二年,明神宗传诏上任江西巡抚才一年多的马文炜任浙江巡抚,他力辞不就,毅然辞官回归故里。

此时,马文炜才52岁。

辞官修志

马文炜回归故里后,地方官员及文人墨客多有登门拜访者。每日里高朋满座,好不热闹,倒也比官场自在。

马文炜做人有道,教子有方。

两个儿子在万历二十年(年)同榜中进士,开安丘兄弟同榜进士的先河。

马文炜为此撰写一幅对联,为“昔年祝虎家声旧,今日乘龙喜气新”。横批:“祝虎世家”。

一家父子三进士,与“一日放三西”一样都成为当地人引以为荣的骄傲和美谈。

其长子马应龙,字伯光,大明万历二十年()以第三甲四十四名中进士,初授祀县知县,累官至礼部郎中,是明代北方著名学者。

次子马从龙,字君升,以第三甲二百名与兄马应龙同榜中进士。初授山西洪洞县知县,在洪洞人民心目中如包拯一样断案如神。后擢升给事中,以直声名闻当时。万历皇帝懒于朝政,阉党擅权,政治腐败。他从国家大局出发,先后上奏章数十本,皆切中时弊,名震朝廷。

天启元年明熹宗朱由校屡次诏书启用,升通政司参议、尚宝司卿、南大理丞,皆不赴任。他一心一意在家侍奉老母郭氏至九十五岁而终,并潜心研究经史,以教授徒生为业,并造福乡里。

由于兄弟二人政绩卓著,雍正四年四月,安丘人将兄弟二人的生平事迹分别刻碑立于官道旁,向世人昭示其功绩。

双碑具体位置在马家楼南,墨溪河西,当地老百姓称作八叉梅花路口。可惜,此双碑在文革中被毁。

双碑老照片

马文炜父亲马惠开创的“笔花斋”出了马应龙和马从龙。

马文炜叔叔马懋生于年,字孔昭。明隆庆戊辰年即年马懋被选贡,历任浙江秀水县丞、山西洪洞县丞、山西稷山县令,后来马懋成为明朝中期知名的教育家。他开创的“杉树底”出了马云龙和马夔龙。

这几人都是明末著名大学问家,虎林马氏一族也因此成为安丘当地望族。到马文炜这里是七世祖,如今虎林马氏已经传到了二十一世孙。

马文炜归乡闲居达18年之久,他除劝导地方官勤政爱民,对乡里多有帮助外,主要精力用于编书著史,其作品著有《雁门集》1卷,《奏议》2卷,《淮阳杂录》2卷。

马文炜的诗作有一首流传比较广,题为《游大佛寺见如来佛像有感》:

为天入地漫相猜,万古圣凡总一骸。

孽海茫茫谁得渡,莲台闲煞佛如来。

万历十六年(),归乡闲居已3年的马文炜在当时安丘知县熊元和其子马应龙协助下,开始主纂安丘第一部县志《安丘县志》。

万历十七年(),安丘第一步县志《安丘县志》编成。记事范围上自夏朝初始,下至万历十七年(年5月)止,内容丰富,共28卷,9.1万字。知县熊元和安丘安泰刘氏五世从祖、时任吏部郎中后任太常寺少卿的刘希孟作序。

该志以总纪为纲,辅之以表传,体例颇为严谨,其疆域、明爵、秩分、人品详而不泛,约而不遗,核而有据。尤其人物诸传,不改史文,并著时代,为明代诸志所鲜有,极有参考价值。

资料翔实,体裁新颖,被后人称为“名志”。时人称“山左(旧称山东)第一”,是全国地方志之楷模,受历代方志名家推崇,见录于清《四库全书》,在收录的明代山东四部方志中列第一。此后至民国,所修县志均依此体例,未有更改者。

年(万历三十年),马文炜辞世,享年70岁。

安丘当地百姓建“大中丞”石牌坊,以示怀念。

修志世家

明末清初,安丘形成了张、马、曹、刘四大望族。

其中,张氏家族以史书文印名世,曹氏家族诗词名震齐鲁,安泰刘氏家族经诗词书闻名海岱,虎林马氏则以史经诗文乐医扬名山左,尤以编修地方志受人景仰。

马氏家族从马文炜著《安丘县志》后,先后有多名马家族人修过史。至虎林马氏十七世祖马步元时发展到修志最高峰,名闻朝野。

纵观安丘修志历史,自明万历年间至今,从马文炜到马步元,马家几代人或主纂或参与编撰了所有安丘县志,或编修任职县之县志,堪称“修志世家”,为繁荣齐鲁文化尤其是地方史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马应龙在河南杞县做知县期间,编纂了《杞乘》一志,是明代杞县志中保存最完整的一部,也是明代河南地方志书中卷帙最多的一部,较嘉靖《河南通志》还多三卷。

“杉树底”八世祖、马文炜叔叔马懋的孙子马夔龙也参与了安丘县志的编写。

马夔龙,字舜牧,号同寅,天性忠厚,劝人为善,不扬人恶。屡试不第,清顺治恩贡,授开封府通判,政绩卓著,后调汉中府时,以川途阻隔而告归,归时囊中萧然,晚年精于医学。清顺治十五年(年),邑人王训主编《续安丘县志》时,曾聘其为顾问,王训在《续安丘县志》自序中云,马夔龙助其完成志书采询工作。

虎林马氏十三世祖马世珍,字席公,清嘉庆初恩贡,幼承家学,不屑功名,平生以文为乐,工诗文,精制艺,尤以古文蜚声山左文坛。时与从弟世醇及刘芳曙、孙景曾、李振西、周锡琯、辛履桂七位诗人相互唱和,被誉为“安丘七子”,席公为首。乾隆五十四年(年),安丘知县谢葆澍倡修县志,邀任总纂,因谢知县休官归里,其在家独自完成志稿,定名为《安丘新志乘韦》,即安丘第三部县志,共16卷。内容上起康熙壬戌年(年),下至道光甲午年(年)。但未印刷。

马步元(—),方志学家。清末民初人,字梅生,祖居安丘县城东关。年(光绪十五年)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甘肃正主考等职。

他学识渊博,尤热心修志。光绪末年纂成《安丘县乡土志》,作为小学堂蒙学课本使用。民国3年修《安丘新志》,民国9年纂修《续安丘新志》。他十几年编修了3部县志,均为山东省名志。同时,他还是宣统《山东通志》四总纂之一,并将明志、清志、民国志汇编成《安丘全志》,共14册,卷,34万字,实国内少见。

从马文炜开始,在几百年间共形成四版安丘县志,虎林马氏族内数代人都致力于地方方志的撰写,这在全国来讲都不多见。

安丘县志史简介

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

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瑰宝,是重要的地方文献,是一个地区的史书,享有“地方百科全书”的美誉。

安丘在汉景帝中元二年(前)置县。历代曾更名诛郅、牟山、辅唐、胶西。宋开宝四年()复称安丘县,治所安丘城关。

安丘在明朝以前1多年历史中没有修志,安丘修志始于明朝马文炜。

安丘修志始于明朝并不是偶然。

明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视志书的编写,明成祖朱棣更是视为国之大事。

年,明成祖颁布了《撰写志书凡例》,其后六年,又诏令编写郡县志。

至明嘉靖后期,志书的编写已成鼎盛之势,延至明万历年间,修编县志已达普及的程度,安丘县第一部县志就编纂于这一时期。

明万历十三年,江西弋阳人熊元调任安丘知县,对县志的编纂非常的重视。知县熊元经过调查,了解到安丘只有一部嘉靖癸未进士、前吏部郎中黄祯未完成的县志书稿,于是决定物色人才,编纂《安丘县志》。知县熊元全力支持,马氏父子三人执笔编纂外,还有县教谕官杨绍儒、县训导官杨守、王承业负责查阅档案,搜集资料;在职吏部郎中刘希孟、前定兴知县韩必光,在职礼科给事中王孟煦承当顾问,提供史籍。

修志力量之强,在修编县志中也实属罕见。

从记事范围上开始于夏朝的初年,一直到明万历十七年。共28卷,9.1万余字,体例非常的严谨,并且首创了《俷德传》,也就是给道德败坏者立传,这在其他志中少见。

明朝万历十七年(年)修成《安丘县志》,马文炜主修,虎林马氏父子三进士,马文炜,马文炜长子马应龙,马文炜次子马从龙协助。

明朝之后的清朝,安丘历时60余年没有修过县志。

清康熙元年()修成《续安丘县志》。《续安丘县志》由任周鼎请王训主编,副都御史刘祚远、大理寺正卿曹申吉负责考订;还聘任了熟悉安丘历史的前开封府通判马夔龙和潞州知县李孟雨为咨询;又请了通晓六书的逄恭作为校对缮写。

之后在康熙十一年(),皇帝下诏书修《一统志》,国家征集天下志书,王训又重新绘制了地图,并将总纪、秩官、贡举部分增补至康熙十一年。之后,刘祚远、曹申吉先后去世,王训又为他二人补了传,将总纪等补至康熙二十一年()。该志共25卷,5.8万余字,卷首有刘祚远、曹申吉、王训、张贞等的序言。

张贞,清康熙十一年()壬子拔贡,选入太学。他博学多才,被征翰林院待诏,不就,积累材料十余年,于康熙四十五年()70岁时,在儿子张在辛的协助下,编成了《杞纪》,该书共22卷,17.2万余字,上限自夏太康元年,下限至清康熙元年。《杞纪》记述了作者亲身考察研究的成果外,还摘引了部经典古籍中的有关章句。这种“借他人之笔以写胸臆”的方法在志书中是少见的。志首有清刑部尚书王士祯的“杞纪题词”。《杞纪》之后的百余年,安丘未有志书面世。

年修成《安丘新志乘韦》,经不断修补,直至民国3年(),历时年修成《安丘新志》。

年,马布元编写了《安丘县乡土志》,作为小学堂的课本使用。

年《续安丘新志》。

年出版了《安丘全志》,该志为前4部志书合印本。

年,旅居加拿大华人李江秋撰写《安丘述略》25篇。

作者/来源:淡淡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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