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是说罗马法遵从的原则是公平和公正，那古代中国律法追求的又是什么原则呢，毫无疑问，那就是：礼。
两千年前的春秋时期，礼是规矩，是国家和社会的价值核心，合乎礼仪四个字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须遵从。所有的司法制度都是围绕“礼”这个中心来设计构筑的，这种礼表现为对尊（君王）亲（父亲）的强烈维护——即使没有具体实施的行为，只要有对国君或父母的犯罪意图，也可以处以死刑！而其他犯罪，都会归纳到违反礼仪的范围，所以那个时候的“礼”是超越国家制度存在的。
春秋“礼”确定了一种不可挑战的道德规范，例如，“礼”最为反对的两项罪名，就是不孝和大不敬。这个不孝之罪，自夏朝就有，商朝的记载是：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到了秦汉时期，约有三分之一的死刑犯都背负着不孝的罪名。
如果说不孝还是内容可以理解的罪名，那大不敬的内容就高深多了。然而要是有心总结一下，发觉其内容很简单——就是一项专门为维护“礼”而设置的罪名。
祭祀是礼的一部分我们不妨来看看大不敬包含的内容：偷盗皇帝使用的物品、让皇帝的生命受到威胁、不尊重皇帝和钦差、偷盗祭祀用品……这个罪名简直成了一瓶万金油，皇帝看谁不顺眼想砍他脑袋，直接宣布他大不敬就行了，何须其他理由！
然而，在这种有些自说自话，可以一家之言定生死的律法面前，历代君王是怎么中和“礼”产生的暴虐的呢？那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智慧：“赦”！
就是这个字“赦”在中国历史上几个平和的朝代，几乎保持着一年一次的频率，这种“赦”就是对“礼”造成的严酷刑罚的最好中和。改元、立后、生子、祥瑞……只要是个事情，就是大赦天下的理由。
但是这种“赦”并不是没有原则的，所有的“赦”还是要遵从“礼”的几个基本面，总结下来就是：“子弑父，臣弑君，有常无赦！”
所以只要你犯了这两个忌讳，天下大赦N次还是死路一条。除此之外，我们其实还有很多成语也说明了“赦”的范围，比如”十恶不赦“，意思就是在十恶范围内被判死刑的罪犯，是不可以接受大赦的。还有一个是”罪无可赦“，意思也差不多。
“赦“并不是司法制度，是一种仁政，是随君王喜好发布的一项”社会福利“。中国几个法治严苛的朝代都不提倡”赦“这种行为。首当其冲的就是秦朝，秦始皇终其一生好仅仅颁布过大赦一次，而这一次大赦的内容并不是减刑，而是允许天下百姓三天内随意饮酒（秦律：三人不得聚饮）。然后就是以特务治国的明朝，前后年，大赦的次数是26次，平均每十年才有一次，（大明一共16个皇帝），确实够狠的。
秦始皇除了这些皇帝，一代人杰诸葛亮也反对“赦“这种行为，他治理蜀国的十几年里，蜀国从未大赦。
咱们新中国也曾颁布过一次主席特赦令，主要是释放一批改造后愿意为国家民族做贡献的战犯，最有意思的是，这批战犯里，就有曾经掌握特赦权力的皇帝：溥仪。
大清亡了“礼”造成的严苛法令和“赦”表达的宽容仁慈，成为古代君王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两条平行线，但是这种跷跷板式的平衡是不足以代表法治的，尤其是“赦“，完全是人治的表现，必将被历史所淘汰。在法治建设逐渐推进的今天，介绍这对关系，只是想更多人看到现代法治的先进而已本文
本文插图来自于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
